威尼斯手机娱乐官网人类学视线下的剧团商讨

2019-09-06 02:49 来源:未知

抓住“马前卒” 解剖“土麻雀”

时间:2015年05月06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金涛

抓住“马前卒” 解剖“土麻雀”

——《东北二人转口述史》主编张兰阁谈二人转调查研究的当代视野

威尼斯手机娱乐官网 1

二人转《清心汤》剧照

  ○记者:三卷本《东北二人转口述史》洋洋100多万字,上百人的口述,完成这项任务,工作量浩大。是什么动因,促使你们下决心对二人转这种草根艺术开展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和研究?

  ●张兰阁:近年在东北城市有个奇特现象,那些曾经是专业演艺称雄的黄金场所(文化宫、少年宫等),如今被各种闪烁的二人转霓虹广告取代。每晚七点,全城几乎是二人转演艺的一统天下。就像当年的农村包围城市一样,东北农民第二次在文化上包围城市。尽管文化部门早期在演出布局上建构了京评歌舞多种样式,但是老百姓仍然遵从自己的选择,他们选择的正是毛泽东说的“喜闻乐见”的形式。作为艺术研究人员,如果对这些现象熟视无睹或嗤之以鼻,那不是感觉迟钝就是情感有问题。我们没有理由无视老百姓的审美需求,这是我们要搞大型调查的肇因。

  仅仅是粗略的了解和统计,我们就发现了二人转在民间演艺领域创下了8个之最:从业人员最多,有数万人;创造产值最大,以亿为单元计算;剧场最多,过百个;艺校最多,同样过百个;电视栏目参与人数最多,有100余万人;学术成果最丰,著作过百部;艺术节次数最多,有20多次;剧目数量最大,有上万个段子。而所有这些,都是由平均学历低于“小本”的二人转人创造的。

  这些还表明,一个不同于传统的二人转文化地理已形成。当代二人转已经不是单纯的民间演艺,而是包含着各种产业、新兴媒体、艺术教育和非物质文化等在内的“二人转文化”。从“二人转艺术”到“二人转文化”是传统二人转这只麻雀在当代社会环境中的变异。二人转几乎是全国几百个剧、曲种中唯一完成了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为表演团体的当代转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去年中央文艺工作座谈会提到了“观赏性”问题,我以为,这方面二人转走到了前面。全国几百个表演团体在改制和市场化途中即将和已遇到的问题,二人转都先期遇到并给予解决。因此,二人转是传统艺术现代化的“马前卒”,我们一定要抓住并解剖这只“土麻雀”。

  在调查伊始,为了不至遗漏问题和迷失方向,我为课题组绘制了一个简单的“二人转文化地理图”,作为调查的依据。这个地图包括市场戏班与艺人、民间剧场、艺校、广播、电视及音像出版(网络)、学术与非物质传承、专业院团及改制六个大的方面。这六个方面包括了几十个具体问卷项目。对这几十个问题作出答复,就会形成一篇很丰富的口述文本。

  ○记者:这是一个全新的“文化地理”调查格局。在当代二人转艺术形态、演员以及观众等方面,你们是不是也发现了一些变化?

  ●张兰阁:这方面变化更大。一是艺术属性——从农民艺术到大众艺术。传统二人转是农民艺术,服务对象是农民。今天二人转是大众艺术,服务对象是包括农民和市民在内的最广大人群。农民艺术,一是说在题材上和素材上表现农民视野内的事物,二是农民的眼光和趣味。大众艺术则面对最广大的人群生成。在今天的二人转话语中,你发现,国际时事、奥运会、中国足球、乃至钓鱼岛争端、反腐倡廉,二人转总能及时地现场谈论最时髦的话题。在城市语境中,二人转内容越来越接近“春晚”,它不再对农民量身定做,而是取媚于每个大众。

  昨天的二人转面对的是田野村庄,今天的二人转面对林立的高楼以及被城市脚步催迫的精英。今天的观众没有真正的农民和低收入人群,也极少有社会闲散人员,而主要是城市中的弄潮者。基本由企业的老板、白领、小资、另类以及政府官员和外地观光客构成。传统二人转的市场是金字塔形的,塔座在最广袤的农村;现在这个金字塔倒置过来:塔座在大城市,塔尖则是在农村唱红白事儿的乡村班子。

  导致二人转艺术形态发生变化的,首先是电视这一城乡共享的传播媒体。传统二人转的美学源头来自地方戏曲、大鼓、唱本、小曲等民间文艺形式;今天二人转的段子的来源主要来自网络。二人转演员大都过着黑白颠倒的生活。大剧场的坐场二人转演员通常早十点或更晚才起床,到晚上十一点后是他们最兴奋的时候,下了台,吃过饭之后就会上网,去寻找最时髦的话题和最新的段子。除了网络,当代二人转还从电影、电视、晚会式节目、大赛、流行歌曲、街舞、模特艺术中获取灵感。总之,它是在城市艺术的丛林中诞生的。

  其二,是演员身份的变化——从乡村唱手到城市艺人。传统的二人转演员虽有“高粱红唱手”和“四季青唱手”的区别,本质都是农家子弟在土地上演出。但今天,二人转的艺人长期在城市间漂流并已完全融入城市。像很多影视明星一样,今天的二人转艺人除了年节,基本没有时间回农村。随着在城市里定居,子女在城市上学,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每天都在改变着。传统二人转老艺人的社会地位仅次于乞丐。今天二人转演员的地位在平均水平线以上。他们有车有房,即使最普通的坐场演员,每月的收入也有几万元。长春一个压轴演员做寿,徒弟们的礼金高达几十万。二人转演员已经完成从传统的乡村艺人向现代大众明星的转变。这一步,跨越了中国演艺文化1000多年——如果从宋元杂剧时代开始。

  ○记者:当代二人转在艺术本体方面有哪些变化?会对二人转发展带来怎样的得失?

  ●张兰阁:今天的二人转演出不再是一旦一丑在舞台上演绎故事,而变成了以说口和绝活为主的杂艺,人们称之为“二人秀”。其实用“二人秀”概括今天的演出并不全面。据笔者研究,二人转已经从传统的一树3枝发展到13枝。这些新的子集形式都是面对大剧场和电视等媒体、载体生成的。今天市场上的二人转迎合大众娱乐趣味,讲究商业卖点,追慕时尚,摈弃意蕴和深度,这是典型的大众艺术特点。与农民艺术的二人转相比,大众艺术品格的“二人秀”满足了高压力时代观众对娱乐的需求,用欢笑缓解焦虑,这是它的长处;但他没有农民艺术厚重的历史感。中国是个农业国家,有着漫长的农民与土地相浸润的历史,传统二人转将民风民俗与民族史诗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极具美感的“土野美学”,内中具有一种黑格尔所说的“在深刻处感动人的情致”。即便是“文革”后的改良二人转,也有一种乌托邦想象与激情,这些都在“二人秀”中丧失了。这也是“二人秀”屡遭非议的原因。但“二人秀”类的演出属于后剧场美学,具有零散化、游戏性、公众参与等特点。这些特点满足了网络时代年轻观众的审美渴望,运用得好,也可以为舞台表演的创新提供可资借鉴的美学元素。当代二人转发展具有多元性。多子集形式基本是民营演出的特点,在专业院团和戏校里,传统二人转演出形式得到保留,也在悄悄地整合着民间因素。我觉得,这种碰撞中的互补性发展给了二人转一个良好的开放发展态势。

  ○记者:二人转艺术的变化对于二人转研究带来怎样的影响?

  ●张兰阁:从1956年王铁夫的第一部二人转专著问世至今,二人转的研究已经有60年的历史。今天的研究语境对研究形成了新的挑战和机遇。简单地说,二人转学术至少有两件大事可做。第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艺人在舞台上的丰富美学实践和跑场经历,具有极强的后剧场美学的特征,非常需要有人去总结和转化这些成果,但目前缺少整理和挖掘。第二,就是二人转学科的建设。关于二人转的学科属性问题争论已久。争论无非是“归戏”、“归曲”和“曲归曲,戏归戏”三种观点。但在几十年的艺术实践中,二人转就像森林大会那只两面飞的蝙蝠,游弋在戏曲和曲艺之间(参加各种大赛)。这实际说明,二人转具有独立的学科属性。任何对二人转的归类都是对它的肢解。如果把二人转放到中国戏曲史的长河中,就会发现,二人转来自中国戏曲在大戏之外的另一个传统,就是王国维说的“古剧”。这个传统主要延续在当代曲艺中的“走唱类”艺术中,而二人转是它们的集成形式。因此,二人转这个“活化石”潜藏着中国戏曲史多元走向的信息。歌德说古希腊留下的东西,够欧洲人研究几百年,我们也可以说,30年二人转留下的作品,也够我们研究几十年。

见“戏”不见“班”,见“艺”不见“人”,是中国戏曲研究的通病。然而,戏是靠“班”来支撑的,艺是靠“人”来成就的,没有“班”和“人”,戏曲艺术就无从谈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郭汉城老先生说得好:“戏曲班社既是一个谋生的职业组织,又是一个进行艺术生产的集体。特定的班社组织形式,必定受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而特定的艺术生产发展状况,又受特定的组织状况制约。不研究戏班发展的历史,许多艺术现象就无法解决。”[3]2

三、人类学视野下戏班研究的主要观点

傅作之外,夏月、朱恒夫的论文《锡剧民间戏班的现状调查与研究》通过文献梳理和田野考察,描述了苏南地区锡剧民间戏班的历史、组织与活动,探讨了锡剧民间戏班和专业剧团的关系[9]10-21。杨红的专著《当代社会变迁中的二人台研究——河曲民间戏班与地域文化之互动关系》从宏观、微观和互动三个方面对河曲民间戏班与西口路地域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考察了二人台生存的地域背景和历史语境,描述了二牛家族剧团和曲峪二人台艺术团两个民间戏班的内部组织和外部运作机制,揭示了河曲民间戏班与西口路乡俗礼仪文化的互动关系[10]。张应华的论文《石阡木偶戏的戏班组织与传承》通过对贵州石阡木偶戏的田野考察,讨论了石阡木偶戏的戏班组织、内部结构、外部关系和传承方式及其与摊堂戏、花灯台子戏之间的关系[11]106-113。赵倩的论文《戏里戏外——内乡县宛梆剧团的音乐人类学研究》通过对河南南阳地区内乡县宛梆剧团的深描,从剧团的历史、生存空间、身份地位、经济运作方式、演员的学艺方式、身份认同、观念和行为、宛梆音乐等多方面展现了一个国营剧团的发展变化[12]。李城的论文《安徽无为县昂家庐剧戏班的调查和研究》通过对安徽无为县昂家庐剧戏班的个案调查,认为它既不同于旧社会的戏曲班子,也不同于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国营性质和集体性质的庐剧剧团,而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有专业艺术表演团体解散之后职业演员走向民间和乡村而产生的一种“新型的戏班”[13]。

其次,当前的戏班研究大多采用了传统的田野调查法,即选一个点蹲下去、集中于一个或几个戏班,从户口调查开始,全景式地搜集各方面的信息,再分类整理、研究,写出民族志报告。这是一种典型的“孤岛式”的研究,它像摄影机镜头的取景框一样净化、过滤和隔绝了很多“与己无关”的“文化杂质”,难免把自己的研究对象书写成一个“桃花源”式的孤岛,缺乏全球化的视野、比较的概念和发展观,难以全面反映当下戏班文化的真实动态。这种民族志研究在戏班研究的初始阶段作为一种学术积累也许是必要的,对于那些相对封闭和传统的乡村戏班也许是有效的,但对于全球化体系下高度现代化和流动性极强的城市戏班和国营剧团,就远远不够、甚至很不适用了。都说太平洋东岸的蝴蝶忽闪一下翅膀,就会激起太平洋西岸的一阵飓风,现代社会已很难找到一个封闭的实体,即便是乡村戏班,也无时无刻不受到外界的影响。这就逼迫我们要重新思考戏班研究的田野方法:一种全球化语境下多点民族志研究和动态、比较、发展的观念,甚至跨文化、越界的戏班研究,或许是一种更值得尝试和有效的方法?

[9]夏月、朱恒夫.锡剧民间戏班的现状调查与研究[J].艺术百家,2005,.

[14]乔健,刘贯文,李天生.乐户:田野调查与历史追踪[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一、戏班研究的重要性和长期贫弱

戏班是一个独特的人类演艺群体,其深厚的历史沉淀和丰富的文化含量,是戏曲和人类学研究的巨大宝库,但学术界历来缺乏对其作应有的关注。20世纪以来,戏班研究逐渐升温,并以2000年为分水岭形成文献考据和田野考察两大趋向。21世纪以来,人类学视野下的戏班研究改变了长期以来戏曲研究自上而下的精英视角,开始从底层、大众和草根的视角,关注戏曲的民间生存状态及其与宗教祭祀和乡俗礼仪的关系,为传统的戏曲研究开辟了一片新的天空。

21世纪:戏班研究方兴未艾,田野研究异军突起

乔健关于“底边社会”和“底边文化”的研究,在人类学界有巨大的影响。他一反学界从上中层社会来看中国传统社会的做法,尝试从底层社会来认识中国传统社会,认为乐户作为“化外”与“法外”之民,被排斥在整个宗族社会之外,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和其他贱民及社会地位低下的阶级一起,形成了一种具有独特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底边社会”和“底边文化”。作者对乐户所代表的底边文化的消失倍感惋惜:“现在,他们可以被称作音乐师、音乐工作者甚至音乐家,但他们却绝对不再是地道的乐户,更不是吹打的‘好把式’了。”[14]10

戏班研究/人类学/文献研究/田野考察

[15]项阳.山西乐户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1]方晓.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戏班研究综述[J].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7,.

此外,张应华肯定了石阡木偶戏“祛邪纳吉”的功能,认为正是这一演剧功能的丧失和电视等多元文化娱乐方式的冲击,导致了石阡木偶戏在当代社会的衰落[11]111。赵倩探讨了民间话语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作者对内乡县宛梆剧团这个国营剧团及其团员执著于“国家”身份的关注,颇有独到之处[12]68-69。李城通过对安徽无为县昂家庐剧戏班的调查和研究,指出地方戏曲从城市空间的式微,并没有使传统沉沦和消失,而是在更为广阔的空间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13]45。

刘沪生等的《京剧厉家班史》是对中国京剧史上赫赫有名的厉家班的专题研究,详细记录了厉家班的成长、戏路、经营方式、演出剧目及师生传承的历史[6]。但这部书学界知之甚少。

总之,目前人类学视野下的戏班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所有这一切,既为人类学的戏班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也为进一步的研究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10]杨红.当代社会变迁中的二人台研究——河曲民间戏班与地域文化之互动关系[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

[8]陈守仁.实地考察与戏曲研究[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粤剧研究计划,1997.

[21]陈守仁.香港粤剧导论[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粤剧研究计划,1999.

二、戏班研究的历史分期和两大趋向

台湾学者邱坤良的论文《“民安”一月记:一个野台戏班的初步研究》是一篇田野调查报告,作者以人类学微观民族志的方式对台北民安剧团的营业状况、表演形式、团员组成、经费筹集、演员生活、子女教育以及演戏与观众、演戏与宗教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该文收录于香港陈守仁编著的《实地考察与戏曲研究》中[8]271-296,国内学者极少见到。

易红霞,女,重庆人,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艺术人类学,戏剧研究,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21世纪以来,人类学视野下的戏班研究开始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民族音乐学、戏剧戏曲学、民俗学、人类学纷纷把目光转向长期被人忽视的戏班,短短几年,相关论文和专著不断涌现。但学术界还缺乏对戏班研究的整体认识,仅有方晓《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戏班研究综述》一文对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戏班研究进行过简单的梳理[1]185-187。本文着重从人类学的角度,简要回顾戏班研究的历史分期、研究趋向和主要观点,并尝试做出总结分析,以供学界参考。

[7]冼玉清.清代六省戏班在广东[J].中山大学学报,1963,.

[22]容世诚.戏曲人类学初探[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2]威尼斯手机娱乐官网 ,赵倩.戏里戏外—内乡县宛梆剧团的音乐人类学研究[D].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论文.2007.

中国的戏班研究,起步于20世纪30年代。以2000年为分水岭,中国的戏班研究从文献到田野,明显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

另一部戏班研究的重要作品是张发颖的《中国戏班史》。该书从文献资料出发,系统地梳理了从汉唐到抗日战争前夕我国历史上的乐户、教坊、勾栏、戏馆、家班、票友、宫廷戏班、民间戏班、名角挑班的发展史及其班社组织、演出活动、社会地位和技艺传承等情况,尽力搜罗了20世纪30年代前文献中能够找到的戏班史料,按编年史的顺序构建了我国第一部“系统地论述戏曲班社发展的历史”[3]2。该书一版再版,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可见业界对戏班研究的渴求。其最大的不足,是资料来源不够明细,令后人在引用时难以核查。

[3]张发颖.中国戏班史[M].沈阳:沈阳出版社,2003.

第三,目前人类学视野下的戏班研究主要隶属于民族音乐学、戏剧戏曲学、民族学和民俗学四大学科领域,其关注的对象几乎是清一色的乡村民间戏班,极少关注城市国营剧团。前述内乡县宛梆剧团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国营剧团实际上的县乡民间戏班而已。目前学术界对国营剧团的研究还局限于行政管理和文化产业领域,而此类研究,由于着眼点的不同,又完全不具备人类学的理论关怀。人类学戏班研究的这一盲点,当然与人类学的民间视野和底层关怀有关。但新中国成立60年了,从50年代的三改、80年代的市场化到今天的剧团体制改革,每一场运动和变革都是对国营剧团的一次“强震”。几千个剧团,数十万从业人员,60年的风云变幻和命运遭际,都没有在人类学的戏班研究里留下些许痕迹。到今天,还一直“盲”下去的话,不仅是戏剧戏曲学的一个重大损失,也是人类学的一大缺憾。尤其是在今天,在国营剧团面临新一轮的文化体制改革甚至生死存亡的关头,其生存状况和命运遭际尤其值得人类学界关注,值得我们从民间的、学术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行政管理、文化产业、艺术美学的角度去关注。

TAG标签:
版权声明:本文由威尼斯手机娱乐官网发布于戏剧文化,转载请注明出处:威尼斯手机娱乐官网人类学视线下的剧团商讨